第三章 盛夏：且欲去沉痗 (第2/2页)

厥的葛逻禄部正在试图独立。必勒格的全部精力用在平定葛逻禄部叛乱之上。

    那一年，西突厥唯一一次犯边，就是冯征捕获薛骁敬与必勒格可汗通信的那次。

    此为第一疑。

    第二疑在于，薛琀所提供的最后一封书信上，盖有薛将军本人的印信。但在冯征第一次上呈陛下的信件中，并没有印信。同为隆平九年夏季送往西突厥的传信，薛将军有多大可能，在一封信上盖印，另一封信上不盖印么？

    还有第三疑。

    之后，若昭曾花重金，买通存档的小吏，替她抄了一份当年作为证据的西突厥回信。中间有一行西突厥字，翻译过来之后，吸引了她的注意。

    “必勒格可汗即位的第二年祭月的十四日，当天日有食之……”

    必勒格可汗即位的时间，换算成大唐年号，是隆平六年。即位第二年，就是隆平七年。

    祭月，西突厥五月祭天大典最为盛大，祭月换算为唐历五月。祭天大典始于唐历五月中旬，祭月的十四日，是唐历隆平七年六月朔日。

    而那一年，隆平七年确实有日食，但日食，发生在隆平七年五月晦日。

    日食多发生在每月朔日。月以月亮运行的轨迹计算，月处在日地之中，为朔日，这是日食产生的先决条件。但制历者希望将纪年、纪月、纪日统一，大多折中取用四分历。而四分历，比本身的天象运行，要快。

    所以，当历法运行积累上百年，用历和实际天象产生了明显的差异，其中一条便是日食先晦一日。

    也就是，本应发生，并且绝大多数发生在朔日的日食，有可能出现在历法的晦日。

    而偏偏，隆平七年的日食，就在五月晦日。

    据此而推，如果真的是当时的突厥人写的信，应该是——

    “必勒格可汗即位的第二年祭月的十三日，当天日有食之……”

    因为日食确实发生在，祭月的十三日，唐历的五月晦日。

    只有后来的人记不清日食具体发生在哪一日，才会想当然用惯常的思维回忆，以为日食发生在朔日，再用六月朔日逆推西突厥的日期。

    而西突人对唐历朔日没有概念，能将日食和朔日绑定关系的，是唐人。

    综上，这是一封惯用唐历的人，伪造过去的西突用历。

    笔迹可以伪造，印信可以窃取。

    但错误，才是真正不能被淹没的东西。

    吊诡的是，原本试图通过日食自证真伪的细节，反而暴露了文书本身的问题。

    这些置薛家于死地的东西，不出意外，就是伪造的。

    薛骁敬叛国通敌一案，算是有了转机。

    但是问题才刚刚开始，就算能咬定冯征、薛琀之流伪造薛骁敬通敌的证据，就算将他们捉拿归案，按在朝堂上认罪伏法。就算所谓贪污军饷的案子，是陈家人的栽赃——因为若昭早在礼部买放进士名额，经鸿运柜坊上转陈卫两家时就知道，贪污军饷所涉及的鸿运柜坊，背后的大东家，是陈家。

    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疑问。

    其一，冯征作为跟随薛骁敬数十年的老将，为何要在如此紧要关头，炮制伪证，把一手提拔自己的薛将军送上绝路？

    其二，冯征的证据存在如此大的漏洞，薛将军不可能不知道，只要他陈明实情，或可有一线生机，他为什么不上据理力争，保自己和家人一命？

    其三，薛琀虽在薛骁敬通敌一案中作为污点证人，可免一死，但他本人亦背负贪污军饷一罪。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本是流刑三千里。但他半路逃刑，至今下落不明。

    她相信李世默的眼光，她也相信薛将军的为人。毕竟当年追随凉王平定叛乱，镇守河西，在凉王倒台之后，始终守在大漠孤烟里，成为西抵西突，北据北燕的铁血长城。

    但这些细节不能解决，若昭始终不放心。

    毕竟是要翻案的。

    毕竟是要赌上李世默的命运。

    赌上他们所有人的命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