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百八十一章：大漠龙城，朱棣遗命 (第2/3页)

乡。

    “爹，儿子打算对丁忧之制加以修订。”

    朱高煦接着道：“杨文斌丁忧时，儿子就想对其夺情起复，但当时时机未到，因此就没有对丁忧之制动手。”

    根据儒家传统的孝道观念，朝廷官员在位期间，如若父母去世，则无论此人担任何官何职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，必须辞官回到祖籍，为父母守制二十七个月，这叫丁忧。

    “丁忧”一词最早出自《晋书·袁悦之传》，也称“丁艰”。

    “夺情起复”，又称“夺情”，乃丁忧制度的延伸，意思是为国家夺去了孝亲之情，可不必去职，以素服办公，不参加吉礼。

    换言之，为了应对各种局势，“夺情”可以合法地不守礼制，如《周书·王谦传》：“朝议以谦父殒身行阵，特加殊宠，乃授谦柱国大将军。以情礼未终，固辞不拜，高祖手诏夺情，袭爵庸公。”

    只不过历史上少见文官夺情，常常发生在战场将士身上，丁忧制度不应用在战场上面，古人称之“墨绖从戎”，又称“金革之事不避”，意思是百善孝为先，金革之事不避，舍孝尽忠。

    由于明朝建立之初所面临的情况与唐宋时已大不相同，故而朱元章时代制定的丁忧制度与前朝略有不同，主要体现在不许武将丁忧、期亲奔丧、提高母服三个地方。

    洪武初期天下尚未一统，北方仍在元朝控制下，朱元章规定武将不许丁忧，主要是为了防止武将用回家奔丧的理由逃避战事。

    而古代是宗族社会，叔伯兄弟众多，因此期亲之丧频见，如若凡是宗族里有长辈去世就要回去奔丧的话，于国于家都不便，所以朱元章规定官吏除父母、祖父母去世需丁忧三年之外，其余宗族长辈去世，一律不许奔丧。

    洪武初年依照唐宋之礼，规定父服斩衰三年，母服齐衰三年，庶母服缌三月。

    古代丧服服制按服丧期限及丧服粗细的不同，分为五种，即斩衰、齐衰、大功、小功、缌麻。

    因此，斩衰是“五服”中最重的丧服，其次是齐衰，最后是缌麻。

    到了洪武七年时，朱元章对传统的丧服之礼进行改革，无论父在否，子为父母、庶子为生母、子为继母、养母，未出嫁女子为父母皆服斩衰三年。

    朱元章的这次改革彻底打破了传统丧礼“家无二尊”的传统，大幅提高母服，从而达到以孝治天下的目的。

    而朱高煦知道，提高母服的这一点，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。

    假如一个庶出的男子，既有生母、养母，又有嫡母、继母，加上其父在内，那么他这一生理论上就要服斩衰累计十五年之久。

    当然，这只是理论上，实际可能庶出子只会为其生母、嫡母、父亲各服斩衰三年，但这也累计九年了。

    因此，这一点在朱高煦看来，是必修要改动或者明确的。

    至于历史上明代的夺情制度，不同时期、不同皇帝对夺情有不同的做法。

    洪武年间由于大明刚刚建国，朱元章着力于恢复中华、重整礼法，因此在位期间严格遵守制度，基本很少出现夺情的情况，即使是为明朝建立下大功的刘基、宋廉等人在需要回家丁忧时也没有被强令夺情。

    到了永乐年间，因迁都、北征事情庞杂，朝廷急于用人，朱棣开始对大臣们夺情。

    永乐之后宣德、天顺年间夺情也比较普遍，一是这段时间北方边患比较严重，二是又发生了“土木堡之变”、“夺门之变”等事。

    到后面成化年间，由于天下已经逐渐稳定，加上夺情引发的礼法问题，所以往后的夺情就慢慢变少了。

    历史上明朝文官夺情起复者主要以阁臣、尚书、侍郎、地方巡抚、都御史等高品级的官员为主。

    只不过，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夺情行为，都会引起礼法问题，比如历史上万历年间张居正因为夺情之事，便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。

    而朱高煦这个人做事喜欢谋而后动，讨厌打无准备的仗。

    杨文斌之父杨邦基是皇后李瑶的养父，虽然只是名义上的，但从理论上来说，杨家也算皇亲国戚了。

    但朱高煦偏偏没有按外戚的标准对待杨家，不仅没有赏赐杨家爵位，也没有赏赐杨家府邸。

    只是在李瑶受封为皇后的那一年，赐了些云锦、布匹、绸缎、书籍等物品给杨家，说是感念杨邦基对皇后的养育之恩。

    朱高煦之所以如此做，是因为他没有把杨邦基当成外戚，而是视其为能臣干吏。

    否则他不会在杨邦基去世后，亲笔为对方写祭文悼念。

    毕竟，朝廷对外戚有限制，算是用高官厚禄养着，一般不会外放到地方做封疆大吏。

    如果杨邦基坐实了外戚的身份，那么他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就会顾虑重重，难以有所建树。

    也正是这个原因，朱高煦才会在杨文斌第二次丁忧时，忍住了对丁忧礼制动手的冲动。

    一方面，杨文斌是新科举制下的农业科进士，在府县任职期间，于农业方面颇有建树。

    另一方面，杨文斌是杨邦基之子，若朱高煦对杨文斌夺情，那么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政治及礼法问题。

    所以，朱高煦便开始布局，近三年每隔两个月就会让人在《金陵旬报》、《京师旬报》等报纸上刊登一些攻击丁忧弊端的故事——主要以某些能臣干吏的真实丁忧经历来引发读者们的共情。

    “爹，容儿子给您说一说杨文斌的两次丁忧都产生了哪些影响。”

    朱高煦见朱棣若有所思，便再次开口道。

    “也好。”

    朱棣点头道。

    于是，朱高煦将其中详情慢悠悠道了出来。

    明朝以左为尊，朱高煦在乾熙初年改制后，在没有设置巡抚的省份，通常只设一名布政使，右布政使任职一年无过错且有政绩，则会调任左布政使。

    乾熙六年时，按大明吏部相关的升迁规定，时任甘肃右布政使的杨文斌可以调任为左布政使。

    就在那一年的二月，杨母去世，杨文斌不得不丁忧三年。

    对杨文斌而言，错过升职的机会，并不算大事。

    可这对大明朝廷来说，却是一件大事。

    因为按资历升任甘肃右布政使的李子郁却是个平庸之人，他在任一年不仅毫无建树，还竟然胆大到挪用修建道路的专款。

    虽然后来李子郁与涉桉官员被朱高煦斩了，但其耽误了朝廷修建甘陕直道的工期，更是对甘肃官场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。

    倘若当时杨文斌被朱高煦夺情起复，那么后面也就不会有李子郁贪腐桉的发生。

    四年前，官复原职没多久的杨文斌，在到任后准备做出一番政绩的时候，他的父亲杨邦基去世了。

    于是，杨文斌再次丁忧。

    有了前车之鉴，杨文斌丁忧期间，甘肃左、右布政使空缺，吏部公议后奏请以贵州左参政刘应奇出任甘肃右布政使之职。

    朱高煦对刘应奇有所了解，知道这个出生于广西的中年官员是个实干派，于是便批准了吏部所请。

    然而，刘应奇上任后，只干了三个月，就因为南北气候差异过大，水土不服，以及思乡情结，导致脾胃失调，开始变得吃不好，睡不好，身体状况日益下降，于次年初夏生了一场大病。

    若非朝廷从永乐初年就开始分科取士，于各府县城修建官营医馆，以师带徒的模式培养技艺高超的医